发布时间：2012-08-29 23:34:17 编辑：gfhz 浏览次数：
1972年春天，在宁夏五七干校的傅永和接到调令，和6个同事一起，回京搞第二批简化字。
■亲历者
傅永和：1940年10月17日出生于北京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。从毕业起便在文改会工作，直到2001年退休，参与汉字的整理和简化，致力于汉字的中文信息处理研究。
在1949年的年鉴里，和共同纲领、开国大典共同载入史册的，是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成立。
这个机构及其变身机构，在之后60年的新中国历史中，推动了一场关乎所有国人的简化字运动。
在中国有汉字的3000余年历史中，这是唯一一次由官方推行，并最终成功的简化字改革。
所谓人如其字，在中国，文字向来和其书写者有着某种人格精神上的互通。60年简化字的推行，改变了十多亿中国大陆人的书写习惯，影响了至少两代人对中国文字的认知、使用和情感，改变了整个大陆的文字情感、街市面貌、书籍形态和文化认知。
傅永和的职业生涯，就从“文改会”开始。他干的第一件事，是阅读读者寄来的简化字改革建议。
1956年的变革
不知为何，如今，傅永和记不起1956年那场改革的任何细节。
细节是历史最生动的注脚，可是傅永和摸着脑门，陷入沉思，结果依旧是一片空白。
比记忆更可靠的文字记载，是这样描述这段历史的开端。
1956年1月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由竖排改为横排。两个月后，第一批简化字方案发布，共260个字。
从此，中国3000余年的汉字史，进入简化字时代。
然而，初中二年级学生傅永和并不看报，更别说《人民日报》，除了上课，他大部分时间还要用来劳动。
在不同参与者的记忆里，历史往往有着不同的版本。
傅永和记忆的空白，或许恰是历史的真相。
“简化字改革，最重要的目的是便于扫盲，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民、工人，应该记忆最深。”傅永和说。
政协委员李凤莲的弟弟，应该有着和傅永和完全不同的记忆。
1958年，第一批简化字公布两年后，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说：“李凤莲同志有个弟弟，在家乡种地，写信给李凤莲同志诉苦，说农民普遍感到汉字难学。农民常用的一些字，像‘農民’的‘農’，‘麵粉’的‘麵’，‘麥子’的‘麥’，还有‘雜糧’这两个字，这一类字都不好写。李凤莲同志给她弟弟寄了一本简化汉字的书去，她弟弟高兴极了，回信说‘这些新字好学得多’，还埋怨姐姐为什么不早些给他寄去。”
文改会成立的背景
这是一种现实的窘境。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时，全国四万万人口中，八成是文盲。
列宁曾说，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，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。这显然也是当时执政者的共识。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中共领导人，对简化字改革有着很深的情结。
早在30年代末的陕甘宁边区，使用新文字就已经是真正的实践。
1938年冬天，延安的革命者们，都在传阅一本用新文字编写的刊物《抗战到底》。识字讲习所里，人们用毛泽东的老师、边区教育厅负责人徐特立编的新文字课本，学习文化知识。
1949年，当共产党的实际权力扩大到全中国以后，文字改革作为革命性的力量，被给予高度的重视。
专门负责文字改革的机构——文改会在1952年成立，吴玉章任主任，因为吴老在党内的地位，这个机构直属国务院。
文改会的办公地点，在朝内小街一幢5层的办公楼。建楼的材料，用的是建人民大会堂剩余的材料。
吴玉章是简化字改革的积极推动者。他写信给毛泽东，建议试行新文字，整理简化字，推动汉字拉丁化。
毛泽东综合了郭沫若等人的意见，给他回信，提出“文字必须改革，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，必须简化汉字，以利于目前应用”。
根据毛泽东的这个精神，简化汉字、推广普通话、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项措施，被当作实现“汉字拉丁化”的序曲和前奏，在中国大地上演。
从最终的结果看，汉字拉丁化，并未在中国真正实现。现在搞文字改革的人，也不太愿意提起这个曾经的共产主义梦想。
20万人参与讨论
第一批简化字从筹备到最终公布，用了整整7年。
这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挑选、整理、讨论和最终确定的过程。
参与讨论的专家有上百名，均是赫赫有名的大家，吴玉章、马叙伦、郭沫若、丁西林……
最终发布的简化字，并非凭空捏造。
事实上，自殷商甲骨文始，繁简两种文字就同时存在。
人们在开药方、写唱本、写私信时使用的笔画简单的字，被称作俗体字，与官方用来写史书、习书法的“正体字”并行存在，难登大雅之堂。
学者在甲骨文的龟甲兽骨上，发现两种“渔”字的写法。一条河，四条鱼，用了两次；一条河，一条鱼，用了几十次。可见古人也是喜欢笔画简单的。
傅永和翻过方案里的一个个字，绝大部分可在宋元以来民间使用的俗字谱中找到，生造字比例很小。
只有两个字例外，一个是邓小平的邓，“本来也要像灯一样，把登改为丁，后来考虑到邓小平的签名一直用草书的写法，也是约定俗成，就没改。”
另一个是国家的国。“本来有人提议，借鉴日文中的国，里面简化成王字，但这个方案得到大部分人的否定。
一个方框里放个王，从里往外念是“亡国”，从外往里念是“国亡”，怎么听都不舒服。最后还是郭沫若出了个点子，不如加一点，变成玉，国里藏金玉，吉祥。
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，这场文字改革，在尊重民意的设计上，非常周到而细腻。
除专家学者，普通大众也热心于这场文字改革。各个省市都在组织座谈会，大小媒体均开辟了专栏接收读者来信，文改会收到的群众来信装了好几口袋。
根据胡乔木主编的《当代中国》文字改革卷的记载，全国有语文教师、部队、工会“万能胶”工作者20万人参加了讨论。
在这本重要的中国当代史文献《当代中国》中，关于简化字一章，由傅永和操刀。
农民也能轻松学
傅永和的记忆里开始出现简化字，是在1964年。那时，他在北大中文系念三年级。
那一年，分4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字，已经在社会上使用了几年，文改会对其进行归纳整理，发布了2000余字的简化字总表。
傅永和的班上专门成立了“文字改革业余兴趣小组”，全班同学都参加了，87岁高龄的吴玉章，还专门在北京的科学会堂接待了这个兴趣小组。1966年，吴老便去世了。
那时候，全中国学习简化字的热情，依旧红彤彤的。傅永和跟着兴趣小组，到山西万荣考察。在王显公社东河大队，傅永和待了一个月，白天干活，晚上帮着扫盲。
这一个月的生活，在傅永和的记忆里，充满细节。
学习简化字，农民真是高兴啊，简直无法形容。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农民，语言能力很强，喜欢编顺口溜，过去不识字，只能说说，现在能写下来了。还出了农民诗人，不认识几个字，就可以写出简化字夹杂着汉语拼音的打油诗。
最重要的是记工分方便了，以前出一天工，就划个道，最后数来数去数不清，认了字，自己也能记清楚账了。借钱也会写借条了，有凭有据不能再欠账了。
这些事情，让从小学习繁体字的知识分子傅永和感到吃惊。
直到今天，他还在感受着这种巨大的震撼。
前些日子，当年考察时房东的儿子，带着两个女儿来看傅永和。他在中俄边境做生意，生活富足。两人四十几年没有联系。他找傅永和，只想表达几十年来，一直埋在他和母亲心中的谢意。
40多年前，在山西农村的一个土坯房子的房檐下，傅永和教他认了字。
第二批简化字
傅永和有一个牛皮纸的笔记本，里面夹着一张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，社论的作者，就是他自己。社论的旁边，几个红色圆珠笔标注的小字，“小平同志批示，可用”。
红字映衬着已经发黄略卷的纸边，提醒着傅永和已经过去30余年的记忆。
这篇社论，发表在1977年12月20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，题目叫《加快文字改革工作的步伐》。社论发表的当天，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。
之后，第二批简化字表公布。
此时，傅永和已经毕业十多年了。
1966年，大学毕业生傅永和被分配到文改会工作，不久，“文革”开始了，傅永和真正上班，是在7年后。
1972年春天，在宁夏五七干校的傅永和接到调令，和6个同事一起，回京搞二简字。
这是周恩来的亲自批示。回到北京，机构都没有了，只好在中科院下面成立了临时的文字改革办公室，郭沫若直管。郭老打了报告给国务院，朝内小街的5层楼才又重新划给了文改会。
回来第一件事，郭老让大家到酒仙桥看电影，朝鲜的《卖花姑娘》，“补补课，了解点流行的文化”。
每天坐在办公室，傅永和的工作，就是看群众来信。
很多事情，很难想象，在一个似乎已经混乱的社会里，依旧有人惦记着文字改革这样对比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。
河南林县一个体育老师，认为当时的简化字不成系统，自创了一套简化字，寄给了文改会。一个煤矿工人，专门给《红旗》杂志写信，询问什么时候把文字改革推向更高潮。
郭沫若认真回了信，并在《红旗》杂志公开发表，表示一定会再推出一批简化字。
废止和记忆
这之后，便是5年多的二简字的讨论和筛选。
文改会一楼的办公室里，每周三，都会有老先生们的讨论，话都不多，但字字珠玑。
1975年，111个经过反复讨论的简化字，提交给国务院。
当时，总理已在病中。国办负责联系总理的秘书长吴庆彤转述了总理的批示：“第一批已经公布这么多年了，这次为什么简化这么一点？”
文改会只得再想办法。
“111个字，是经过反复挑选的群众已经在用的字，再增加就只能生造了，文改会反复斟酌，始终认为不能再增加新字。”傅永和说。
最后的办法，只能是增加偏旁内推。“面”简化成“靣”，所有“靣”字边的字，也都同时简化，这样字数就增加了。
再次将方案报给国务院，已是1977年的冬天，简化的总字数，增加到248个。
这份方案，先后经过了政协和人大的审议讨论，均被认为是一个不错的方案。
1977年12月20日，方案以草案的名义，向全国公布。国务院的原则是，这批字，在使用中征求意见，部分不成熟的字，继续讨论。
9年后，在政治局讨论后，这批二简字最终被废止。二简字废止的同时，国务院重新发表了1964年的《简化字总表》，这是到现在为止，13亿国人的汉字规范。
关于二简字废止的原因，官方至今未给出明确的说法。
胡乔木在和傅永和等讨论二简字的时候，曾私底下说，一简字发布后，很快就进入了“文革”，没有进行系统的推广和学习。中央一些老同志认为，一简字还不掌握，再推行一批字，各方面意见比较大。
无论废止的原因究竟为何，但作为一个曾经的存在，二简字依旧留在某些时光的缝隙里。
北京曾对街头的22127个门店进行检查，招牌上用了二简字的门店，有7000多个。
本报记者 刘薇
全文转自2009年8月25日《京华时报